这是 2021 年提出的问题，但现在已经 2026 年了。在 2025 年时，有一篇论文分析了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影响。虽然婚前同居并不与婚前性行为完全等价，但是中国似乎没有关于婚前性行为与离婚率的研究。所以，我们不妨假婚前性行为与婚前同居呈现正相关性，然后再让我们来根据这篇论文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居民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基于 CFPS 追踪调查数据的检验一言以蔽之：在中国语境下，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仍主要产生消极影响，但随着同居行为在更晚出生队列和高教育水平群体中逐渐扩散， 这一消极影响被显著削弱，证实了扩散假说的主要观点。
婚前同居这一行为越发变得普遍，人们对于该行为的偏见与负面效应渐渐削弱。并且对于高水平群体而言，他们往往经济更加独立，性别观念更加平等，他们往往将同居视为一种理性的试错尝试，是婚恋过程的一部分，而非将其不理性的厌恶化。
但是，婚前同居行为对初婚离婚概率依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上图中，未发生同居行为的初婚夫妇在 35 年后只有 7% 以离婚的形式收场，而发生过同居行为的则到达了 13%。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因为该论文给出的初婚生存率太高了。例如美国，有 40% 以上的初婚最终以离婚的形式收场，而此论文中连 20% 都为达到。
这是因为中国过去的人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不会轻易离婚。当一个 25 岁结婚的夫妇，35 年之后已经达到了 60 岁，这就意味着他们结婚的年代是在 1990 年左右。在那个年代似乎还是一个好时代。
为了解释为什么有过同居经历的夫妇理论率更高，我们有以下假说：
选择假说：人本身的特点，而不是同居经历，导致了更高的离婚风险。会选择婚前同居的群体，往往在观念和行为上更不传统，对离婚的接受度也更高。换句话说，是这些更易离婚的人主动选择了同居这种生活方式。
但是，在剔除了该假说的影响之后，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 的消极影响仍然稳健，这说明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所以我们有了另一个假说：
经历假说：同居经历会改变个人对婚姻的价值观，其作为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可能会削弱对婚姻制度的神圣感与承诺感，同时增加对离婚的接受度。同居还有可能因为各种生活琐事被迫“滑入”婚姻，而非深思熟虑后的“主动”抉择，被动进入的婚姻往往质量较低。相亲同理。
该论文中上述两个假说说明了同居对婚姻稳定性有负面影响，且该负面影响大于试婚假说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试婚假说：同居可以试错，提前发现矛盾并解决矛盾，从而筛选出合适的伴侣。
最后附上原论文的总结：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同居率和离婚率持续攀升，二者基本一致的变动趋势表明我国正在经历一场与西方国家第二次人口转变非常类似的婚姻家庭变迁。本研究基于2010～2022年CFPS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居民婚前同居与初婚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说、扩散假说在中国语境下的解释力。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婚前同居显著提高了我国居民的离婚风险。这证实了经历假说的基本观点，即婚前同居经历通过淡化道德承诺和契约责任，改变了个体对两性关系和婚姻制度的认知与态度（Axinn和Barber，1997），使其对正式婚姻的神圣性祛魅，不再追求婚姻关系的制度化身份，从而导致初婚稳定性下降（Cohan和Kleinbaum，2002）。
第二，剔除自选择效应后，在我国，婚前同居仍明确导向更高的离婚风险。相较于西方社会，我国居民的同居行为更多地指向婚姻关系，尽管同居者“自带”的某些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离婚风险，但婚前同居本身是初婚稳定性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即在中国语境下，经历假说的解释力比选择假说更强（Berrington和Diamond，1999；Dush等，2003）。
第三，就出生队列和教育水平的调节效应而言，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推进，婚前同居行为在更晚出生队列和高教育水平群体中日益普遍（於嘉、谢宇，2017）。受此影响，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作用机制表现出更加鲜明的群体差异，在80后及以后和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群体中，婚前同居对离婚风险的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综上所述，目前婚前同居对我国居民初婚稳定性仍主要发挥经历假说下的负面作用。不过，对扩散假说的检验结果展现出我国鲜明的转型期特征：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影响受到前者在不同群体中差异化普及程度的调节，这也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亚洲社会特殊性中所强调的“文化约束”问题。未来随着我国年轻群体婚恋观念、性道德和性行为的深刻转变，以及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的迅速普及，婚前同居所面临的观念约束将会逐渐放松。当婚前同居被视为一种自由选择时，伴侣双方能够基于同居体验来判断是否进入婚姻关系，婚前同居对婚姻维系的积极作用将有所凸显，更加有利于婚姻（尤其是初婚）的健康和稳定（Manning和Cohen，2012）。